第三章
一样的尘埃，一样的在风中堆积。
——苏芮·《一样的月光》
从司马睿在建康稳住局面，直到他称帝，他都没有坚定的北伐信念，这一点为历代研究晋史的学者所诟病。但是平心而论，终司马睿一生乃至东晋初期都未能组织起有效的北伐，这固然和司马睿自己偏安一方、不思进取的懦弱性格有关，但是也不能把所有的锅都扣在他头上。这其中，除了他从来没有掌握过核心权力之外，也有东晋小朝廷长期动荡不已，长期没有达成内部的真正团结，实力尚且不足以自保，始终无法形成足以北伐中原的战斗力的缘故。
除了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周玘三定江南这三次之外，在晋元帝司马睿和他儿子晋明帝当政的东晋初期，还遇到过多次内乱，朝不保夕，差点覆亡。
这其中，比较大的有这么几次。
首先是杜弢之乱。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现成都市）人。他祖父在晋武帝时期曾任符节令，他父亲也在朝廷为官，而他本人自小才学出众，在当地颇有几分名望。
四川民变之时，他为了避乱辗转来到了南平(今湖南省公安县)。南平太守应詹因爱杜弢之才，对其礼遇有加，后来还安排他做了醴陵县令。
当时巴蜀地区战乱不已，有数万家流民和杜弢一样在荆、湘一带躲避战乱。但是这些流民却没有能够享受到杜弢那样的善遇，他们不断遭到当地大姓人家的欺凌，都暗自心怀怨恨。
永嘉五年（公元年），有一个叫李骧的蜀人杀死了当地县令，并屯聚部众数百人，开始作乱。在杜弢与应詹的联手进击下，李骧的这一小股乱军很快被击败。但是很快，另一股蜀地流民又开始侵扰湘州，湘州刺史荀眺为此忧心忡忡。
湘州参军冯素和一个叫汝班的蜀地流民有过节，为了借他人之手铲除掉这个仇家，便趁此机会向荀眺进言说当地所有的蜀地流民都想造反。荀眺没有细察就相信了冯素的话，准备派兵将湘州境内所有的蜀地流民全部清除。
本来这些流民都只是穷苦之人，其中虽然也有个别像李骧这样趁机作乱的，但是大部份人都只是为了避祸而来，并无反叛之心。但是现在不反也不行了，于是害怕被杀的汝班等人，便其他本来没反的流民也聚集起来造反了。
当时杜弢正在湘中，也许是他之前作战中表现突出，得到了流民军的欣赏，也许是流民军需要一个识文断字又能带兵的人。总之，在蜀地流民军半请半挟持之下，杜弢被推举为流民首领——但是从杜弢随后的表现看来，这也不是个守规矩的人——他当上流民军首领后，随即自称梁、益二州州牧，自领湘州刺史，并很给自己封了个很具黑色幽默的头衔，平难将军。
虽然将军的头衔是自己封的，但是杜弢打起仗来却不含糊。迅速完成政府军到叛军这一角色转换的杜弢，率军一路攻城拔寨。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真湘州刺史荀眺，只能弃城逃往广州求援。广州刺史派兵攻打杜弢，却被杜弢迎头痛击。
湘州沦陷了，荆州也乱了。
荆州刺史王澄(王衍之弟)到了荆州之后，根本不理政事，却很宠信一个名叫王机的手下，认为王机之才仅次于他自己。于是，王澄白天将府中政务全部交予王机处理，晚上则与王机彻夜纵酒。
蜀地流民之乱初起之时，他派一个名叫王机的手下去平叛。流民军向王澄请降，王澄假意答应，却又马上发兵偷袭，将流民八千余人悉数沉于江中。
王澄这一卑鄙行径激起了流民的愤怒，余下的四五万家流民随即也反了，并迅速加入到了杜弢的流民军之中。王澄又派王机出兵攻打杜弢，但是在巴陵（今湖南省岳阳市）也被同样杜弢战败。
杜弢之乱会发展得如此迅猛，和王澄的倒行逆施是分不开的，但是王澄却不以为意，依旧天天与王机等人日夜纵酒不已，投壶饮酒的游戏，一晚上他们动辄就能玩上数十局。王澄甚至还借机随意给郡中富人安插罪名，并一一处死，夺其家财，分给自己的宠臣。
杜弢的老领导应詹竭力劝谏，但王澄根本不予理睬。于是，荆州“上下离心，内外怨叛”，根本无法遏制杜弢这伙流民军的的攻势。
连番得胜的杜弢继续表现出他反复无常的本性，他先是放纵士兵大肆抢掠施暴，随后又向征南将军山简请降，山简遂任命杜弢为广汉太守。
湘州刺史荀眺出逃广州后，安成太守郭察被众人推举主持湘州政事。这位临时负责人却很负责任，率领了一帮人马讨伐杜弢。于是杜弢再次发难，不但击败了郭察所领部队、杀了郭察，还顺势在荆湘一带南征北战，南破零陵，东侵武昌，长沙、宜都(今湖北省宜都市)、邵陵((今湖南省邵阳市))三地的太守都为其所杀。
这个时候，司马睿刚刚击败了华轶，占据了江州。但是江州上游荆、湘二州的大部份地区却都落入了杜弢之手。眼看杜弢这帮叛军的声势日隆，司马睿也坐不住了，他任命刚刚和华轶作战完的征南将军王敦、荆州刺史陶侃共同出兵征讨杜弢。
王氏兄弟中，王敦此时已日渐坐大，出工不出力，而只知纵酒作乐的王澄又根本指望不上，平定杜弢之乱的重任就全部落在了陶侃身上。
陶侃这个名字您不一定听说过，但是他有一个曾孙您一定知道。他这个曾孙名潜，字元亮，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陶渊明。论知名度，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陶侃肯定比不上他这个爱喝酒的曾孙，但是在东晋历史上的地位，陶渊明先生就是打着马儿也追不上他这位曾祖。
因为，陶侃真的是太重要了!
陶侃，字士行，其祖上原居鄱阳郡(今江西省都昌县)，后来举家迁居到庐江郡寻阳(今湖北省黄岗市境内)。其父在孙吴时期曾经担任过下级武官，但是到了陶侃小的时候，家里已经沦为贫寒阶层(侃早孤贫)。
在古代中国，但凡有贫苦人家的小孩成长为栋梁之材，大多都会有一个贤良淑德的母亲，陶侃也不例外。
陶侃的母亲湛氏，早年被陶侃的父亲纳为妾。生下陶侃之后，陶家家境日趋穷困。但是湛氏每日不辞辛勤，纺织供给陶侃日常所需，要他多去结交才识高的朋友。
陶侃成年后，在县里当了一名监察渔业事务的小官，但是家里生活依然困顿无比。为了给母亲改善生活，行使了一下特权，封了一罐腌鱼送回家里。这要搁不明事理的家长身上，不但要大快朵颐，还要在邻里间大肆宣扬你们看看我儿子多有出息，往家里拿东西啦!
可是陶母没有，她将腌鱼封好，让来人送回，并写了一封信责备陶侃说：“你身为府中小吏，拿公家的东西给我。这我不但不敢收下，还让我对你倍加担忧。”
陶母的深明大义对陶侃触动很大，他后来能够成为东晋名将、名臣，与其母这么正的三观是分不开的。
陶侃的成长从一次家宴开始，同样和他母亲有关。
陶侃有一个朋友名叫范逵，是鄱阳的孝廉。有一个冬日，范逵去探望陶侃。但是陶侃家中窘迫，加上天降大雪，实在不知道如何招待范逵。
陶母做出了惊人的举动，她先是将自己睡觉所垫的干草拿出来喂范逵的马匹，再将自己一头长发剪下，偷偷去换了酒菜来宴请范逵，把范逵主仆一行招待得很满意。其后，范逵知道了酒菜原来是陶母以长发换来，十分感慨，说道：“没有湛氏这样的母亲，决生不出陶侃这样的儿子!”
范逵离去之时，陶侃又一路追送了百余里。你看这又盛情款待，又远道相送，把范逵感动得一塌糊涂，觉得怎么也得表示一下。于是范逵就问陶侃愿不愿意到郡中作官，陶侃答道，想当然是想，只是苦于没有门路，也无人引荐。
要说陶母这头发也没白剪，范逵到了郡上之后，就向庐江太守张夔大力举荐陶侃。张夔便将陶侃召来，任为督邮，并领枞阳(音[zōng]，现安徽省铜陵市境内)县令。陶侃也没有辜负了朋友的力荐，他在任上干得非常出色，没多久又迁任主簿，成为了张夔身边的幕僚。
这年冬天，张夔的妻子患病，要到数百里外去迎请医生。但是偏偏这天天气寒冷又降下大雪，府中众人都面有难色，没人愿意领这份苦差事。
唯独陶侃挺身而出，他说道：“侍奉郡守如同侍奉父亲，郡守夫人就如同母亲一般，哪有父母有疾而不尽心尽力的？”
你看，既喝斥了众人，拔高了自己，又顺便给领导搓揉了一下臀部，真是一举多得。但是陶侃也不是光吆喝不花力气的人，他主动请缨，冒雪远行去将医生接来郡上，顺利给张夔妻子看了病。这下不单众人都叹服于陶侃的知礼义，张夔也暗暗在心里给陶侃记了一功。
后来，张夔找到一个机会将陶侃推举为孝廉，就这样，陶侃来到京城洛阳。
到洛阳之后，陶侃去拜见了当时的名臣张华。一开始，张华认为陶侃从偏远之地而来，对他不是很重视，爱理不理的。但是陶侃每次往返都神态平常，安然自若。后来，张华有了一个机会与陶侃好好聊了一回，顿时大为惊异，马上安排他担任了郎中一职(皇帝的侍从官)。
当时担任尚书令的乐广(与王衍同为西晋清谈领袖)想要会见荆扬籍的南方名士，一个名叫黄庆的官员推荐了陶侃。因为当时陶侃知名度不高，级别也不够，黄庆此举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认为他推举陶侃必有私心。
但是黄庆不以为意，他说：“此子终当前途远大，没有什么好非议的。”后来，黄庆当上了吏部令史，就推举陶侃担任武冈县令(今湖南省武冈市)。
但是，虽然得到了这么多人的认可，陶侃的仕途却没有因此而一帆风顺。到任武冈县令之后，陶侃因为和太守和不来，于是辞官回家了(这一点上他的曾孙陶渊明和陶侃倒是很像)。
短暂的低迷期很快过去了，陶侃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伯乐，西晋名将刘弘。
张昌之乱时，朝廷任命刘弘为荆州刺史前去平乱。刘弘征召陶侃再度出仕，而大器晚成的陶侃(此时陶侃已经45岁，在人均寿命不足40岁的东晋，到这个岁数才混出来也真的是够少见的)也终于得到了他发挥才能的最佳场所，平乱战场。他前后与张昌交战数次，终于大败张昌，杀敌数万人，为平定张昌之乱立下大功一件。
刘弘对这个部下的作战表现甚为叹服，他感慨的对陶侃说：“我过去在羊公（指晋初名将、平吴事业奠基人羊祜）帐下担任参军的时候，羊公认为我日后一定能达到他的地位。这就像今天我看你一样，你也一定能够继承老夫的事业上(必继老夫矣)。”
其后，陈敏之乱时，刘弘再次起用陶侃，任命他为江夏太守，率军抵御陈敏之弟陈恢。有人在刘弘面前进谗言，说陶侃和陈敏有同乡之谊(陈敏和陶侃同为庐江郡人)，又是同年出仕，如果陶侃起了异心，那荆州东边就大门洞开了。
刘弘非常信任陶侃，他说：“陶侃忠正贤能，此人我已深有了解，绝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形!”
陶侃得知此事之后，深受感动，但是为了表明心迹，他还是主动将儿子和侄子送到刘弘处作为人质，以加强刘弘对自己的信任。
但是刘弘只是给二人封了官职、给了赏赐，就让他们再返回陶侃身边协助陶侃，他说：“乡野村夫相交，尚知不负彼此心意，何况大丈夫呢？”
得到刘弘如此信任，陶侃更是鞠躬尽瘁、努力作战，数次击败陈恢。
陶侃治军甚严，他的部队总是军容整齐，而且他很体恤下属，作战中凡有缴获，全部分赏士卒，自己却从不留私财，也得到了将士的拥戴。只是后来由于陶母过世，陶侃不得不离职治丧，才没有在平定陈敏之乱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陶侃服丧期满后不久，被任命为龙骧将军外加武昌太守(所以后来也有人以陶龙骧称呼陶侃)。他不畏强权，不惜与西阳王司马羕撕破脸，逼着司马羕交出在长江水路上行劫的部下，并将这些人全部斩首，肃清了水陆两道的匪患。
治安搞好之后，陶侃又竭力发展武昌经济。他先是散尽府中财力安顿流亡到此的难民，然后在郡中设立市场，与少数民族发展民间贸易，把经济事业也搞得欣欣向荣。
武昌一地，被陶侃治理得井井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