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营改增领域，国内学者对营改增政策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企业层面以及外部环境观层面。在企业层面上，国内学者主要通过利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对企业的税负、企业投资行为、企业成长能力与创新能力等进行分析。而在宏观层面上相关研究较少，主要体现在营改增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未来改革思路的上。
一、企业内部层面
（一）税负层面。在企业税负方面，营改增政策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在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中也不尽相同。一些学者认为营改增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税负。姜明耀以工业企业为样本，朱福兴乔新平以服务业企业为样本，郝晓薇与路钰琪以软件业、信息服务业的企业为样本，他们都得出了较为明确的结论，即营改增政策会使这些行业的企业税负有所降低。
由于增值税的税负是由企业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相互作用下决定的，因此这类企业往往也存在着较为完整的抵扣链条。而在税负方面更多的学者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他们认为营改增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甚至在一些行业营改增政策实施后企业税负反而上升了。根据李奇凤与袁明哲的研究发现，产业异质性是导致企业流转税负高低的主要原因。
因此在不同行业性质的企业间营改增对其税负压力的影响有所不同。首先是在交通运输业，交通运输业作为营改增政策率先试点的行业，对其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杨秋煦，马万里与李雪和潘文轩等发现，营改增使得交通运输业的企业税负不降反升。马万里与李雪认为税负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抵扣政策不完善，或者由于部分企业纳税不规范导致其抵扣税额无法落实。而潘文轩等认为，在起其他行业，营改增会促进企业购买固定资产以获得高额的进项税额抵扣，而交通运输业领域的企业中间投入比率较低，且其固定资产价值较高、更新周期较长，营改增对固定资产的促进作用在交通运输企业收效甚微。
与之类似的在金融业，由于金融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企业，因此与制造业等企业征收环节有所不同，它们不具备完整的抵扣链条且其增值税的计算较为复杂，基于此罗绪富认为营改增后金融企业税负有所增加。除此以外，在建筑业，李兰和肖双琼，郝晓薇与路钰琪发现现有税率水平使得建筑业税负上升。在营改增初期国家为了政策的平稳过度，没有办法直接实行较为优惠的税率，因此在政策初期增值税的减税效应并不明显，董根泰等以浙江省企业为样本，他发现在建筑业行业税负并没有显著变化。然而这种由于税率造成的税负增长会随着政策的推进而有所缓解，李兰和肖双琼发现建筑业企业的合理税负为8.1%，这与我们现行的9%的税率已经十分接近了。
（二）投资层面。在企业投资方面，学者们得出的结论较为一致，他们认为营改增有利于促进企业投资，在企业投资中营改增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十分显著。然而对于不同的企业营改增对企业投资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刘建民与唐红李营改增对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在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企业影响最为显著。毛捷发现这种影响在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更为明显。刘金东和管星华发现这一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
营改增的确可以增加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但是部分学者担忧营改增会促使企业过度投资，甚至出现投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刘金东和管星华实证发现由于营改增的不动产抵扣政策，促进了我国非国有企业房地产投资活动，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这种投资会挤占企业其他固定资产投资，从而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三）企业成长性层面。在企业成长能力方面，营改增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对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及专业化分工有着重要意义。在企业创新层面，营改增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成本，促进高效技术企业技术研发投入从而有利于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在专业分工层面，营改增后工业企业为获得进项税额抵扣更倾向于将部分业务和服务外包，这在一定程度上拉长了产业链条，有利于企业分工。在这方面，陈钊和王旸，乔新平以及李永友和严岑都有着较为详细的论述。
如何获得产业升级，营改增后不同的企业对此也有着不同策略。李永友和严岑发现对于原本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营改增政策会促使其进行研发投入，而对于研发能力较弱的企业，它们更倾向于增加外购技术。总体来说，对于这两类企业营改增都有利于其进行创新研发，有利于其产业转型升级。
二、宏观层面。在宏观层面上主要基于营改增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进行分析。例如程子建研究发现，营改增政策效果具有累退性，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其税负反而减少，因此尽管这一政策有利于提升我国居民整体生活水平，但是却不符合量能纳税的准则。赵迎春和田志伟通过构建多部门可计算模型，他们研究发现我国逐步推广营改增有利于改善中国部门间资源配置问题，营改增后我国所有部门的总产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高培勇认为营改增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甚至对我国宏观调控的成败起关键性作用。田志伟和胡怡建通过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CGE模型通过动态分析发现，在政策实施初期，营改增政策减少了我国税收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快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该政策对我国经济总量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孙正和陈旭东通过实证发现，营改增政策作为税制改革的重要举措给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税制红利，但是要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政府在政策实施后出台相关配套政策。
除此以外，年以后我国增值税税率进一步下降，这虽然已经不属于营改增的范畴，但是对研究未来增值税改革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年以后增值税税率下降以及增值税简并改革方面，学者们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
首先在降低增值税税负方面，年以后我国将增值税税率降低为16%这有利于减轻企业税负，例如在建筑业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税率降低都较为显著的减轻了企业的税负。于年3月我国增值税税率降低为13%,这也体现了我国减税降费的决心。而在简并增值税税率方面，由于我国营改增后实行三档增值税税率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征收困难以及诱发纳税人的逃税行为的问题基于此田志伟与孔庆凯认为设置一档或两档增值税税率，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模式。因此降低税率与简并税率层级成为了增值税改革新的重点。
文献评述
一、企业现金持有。在企业现金持有方面，国外学者的理论研究相对国内较为丰富。Baumol提出现金库存模型，Krasus提出权衡理论，Opler提出交易模型、信息不对称模型、代理成本模型。这些重要理论为国内外学者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与整体思路。在实证分析研究领域，国外学者对企业现金资产持有的研究集中在公司的财务特征上，随着研究的深入，变量也逐步的增加，行业逐步扩展，研究样本从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逐步扩展至中小微企业。除此之外学者们将研究的范围扩大至不同的国家，并在不同国别、不同国情的企业中进行横向对比。
总体来说针对现金资产的实证成果十分丰硕，研究结论却并不尽相同，这可能是地区样本差异和时间窗口差异导致的。在国内，我国学者的研究除了侧重于公司财务特征的研究以外，在研究资本市场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方面的文献也较为常见，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较为特殊，资本市场不够完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在融合了我国本土国情的基础之上有所创新。但是相较国外文献研究，我国对现金持有理论方面的研究较为薄弱，现金持有理论模型的发展也较为缓慢。
在实证研究方面，文献大多集中在企业微观且研究变量无法体现企业的综合治理水平，而且现有研究缺少多现金市场价值的研究，这需要未来学者们进行深入的讨论与思考。在外部环境方面，企业避税行为与现金持有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但是税制改革对企业现金持有的影响文献却较为少见，因此本文使用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重要举措研究企业现金持有的政策因素，这也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企业现金持有相关研究。
二、“营改增”政策。在“营改增”领域，国内学者对营改增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层面上，主要通过利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对企业的税负、投资水平、成长能力及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分析。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已经十分丰富，研究样本也从上市公司扩展至一般企业，从试点地区扩展至全国各地，总体来说“营改增”方面的实证研究已经十分全面。
但是在企业税负方面，营改增是否减轻的企业税负这一问题在不同学者的研究中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争议较大。除此以外，一方面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层面上的研究十分充足，另一方面营改增的宏观分析却较为少见，对于营改增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政策实施后的相关配套政策的出台还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