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１９２０年代初，国民*元老林焕庭揄扬澳门“近年以来疫症日渐减少，竟至于无”，“每年均有季候传染症，居民甚感恐怖”的清季惨象不复存在。
究其原因，林焕庭认为取决于卫生和慈善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是如澳府顾问周雍能所判断称的卫生状况较前进步；二是慈善事业实甚勃兴，慈善机构日益扩充，居澳华人踊跃捐输，以至于“广东胡（汉民）都督深为赞许，港粤两地绅商亦叹服不已”。
作为华洋杂处、东西荟萃的微型都市，民国澳门疾疫防控是华葡多元主体共同推动、各方力量资源整合的结果，日渐形成颇具地方特色的医疗、卫生、环境治理之路。
首先，融合防疫治疫与卫生行*，形成*府主导的常态化防疫机制的制度支撑。为提升地方医疗卫生水平，一些相匹配的机构建制次第设置起来，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内外协同的组织架构。
近代以来，澳葡当局设立专门的医疗卫生部门，直接负责全澳医疗卫生事务。１９４７年３月１日，澳门及海岛市卫生委员会成立，卫生中心及离岛医疗所并入其职权范围，同时颁布《澳门卫生总局总章程》。一些临时性机构亦因事设立。
１９４５年８月，澳督当局计划同卫生部门合商另设防范肺病疟疾及疫症一科，物色旅澳专门医师，专门负责研究防范办法。次年，针对肺痨、疟疾、霍乱等“三样杀人不见血之传染病”，当局组织发起三科，设专门人才署理每科事宜。
在具体疫症防治过程中，多个*府部门参与其间。如脑膜炎发病期间，*医院、官医局、华*务厅、警察所、医院均充当灭臭药水的领取点，船*厅则参与水上卫生的稽查。
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４日，船*厅为施行海面卫生章程，要求“凡大小船艘到澳，如船上带有现病之人或途中曾有病人者”自行将船上情事上报巡河管驾，等待船*人员到船查看，病人由官医局安置，否则“如未得有官医局准照，该病人不准擅自离船”。
遇到重大疫情，议事公局负责及时发布公告，且提出预防措施。如１９１８年就改良地方各事宜决定新设以环卫为对象的评议公会，成员包括邮*司、国课官、副国课官、
议事公局长、船*厅长、工务司长、华*务厅长、译务署长、步兵中校、官医局*医上尉、工程师、国立中学校教员、*医上尉、仁慈堂总理、澳门商会总理、议事公局医生、律例博士、工程师，以辅*司为会长、副国课官为书记。
在章程规范上，医疗、卫生成为多部门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屋宇卫生章程》《海面卫生章程》均有涉及疫情防控的内容。诚如拱北海关报告所称，“专卖制度肯定增加澳门的生活开支，压制竞争这一贸易之*。
但它们带来官府需要的岁入，其中有相当部分用于改进房屋及道路卫生等，因此这种制度还是有些好处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防疫抗疫同日常行*事宜紧密结合。
１９４５年夏，当局规定凡领取公米家庭必须全家人先到议事亭前地中区诊治所、医院防止霍乱药苗注射站请求注射后，获取曾受防止霍乱注射之证，方能领取公米。
望厦米站也要求购米者事先提供自己及全家人的市民防疫注射证。不惟如此，传染病治理还被列为澳门整体发展中的一环。１９４７年澳葡当局决定实施繁荣澳门计划，“准备建筑一座设备最完医院”，对于卫生保健，“一年来，前往接受注射（霍乱）防疫针药约有七万多人，患霍乱死亡的仅得二宗。
在澳门肺痨的病者，假如依照人口的比率来计算，死亡率并不比香港弱，平均每周最少有因患肺病致死者五人，所以当局对于防痨工作的展开，也很重视。
卫生局长利卑露特向澳督建议，成立卫生访问团，考取葡籍熟识粤语的年轻少女十一名于九月七日开班训练，期限一年，由澳督柯维纳亲临主持开学典礼，可想当局对此问题的重视”。
其次，防疫治疫与民间社会联合，达成个人、群体、组织等多元协作治理模式。凭借同善堂、医院、医院三所大型医疗慈善机构，以及南华医社等社团，华人精英通过参与传染病防控进入社会治理领域，但是起初在诸多传染病防控问题上，华人的参与度有限，如医院民国初年即被排除在牛痘术推广之外。
医院１９３９年时拥有中医师３名、西医师１名、女产科师３名、护士１２人，留医病房包括头等房５间、二等房１０余间、三等房９间，留医施药部每日诊症者约３００余人。
另在中山湾仔乡设有广善医局，办理赠医施药，受惠者甚众。同善堂下设中西医生赠医，每年受医者约６万余人，施药５万余剂。中医师公会于新马路中段筹设贫民赠诊所，由６０余名会员轮值担任驻会赠诊，每日派定两名驻会医师分上下午工作，贫病同胞到诊分文不收。
据时人观察，澳门社会颇具乐善之风，其慈善救济事业优于香港。“香港糜集了好些资本家贪官一类的人”，“而澳门人则包容了许许多多市井枭雄、汪洋大盗，他们的内心一方面充满了对社会反抗的意识，同时也保持了一些对于不幸与贫穷的人们的同情心，因此澳门人热于慈善的救济事业。
他们在救济事业上花过不少的钱，不管养老院、疯人院、街童收容所、残废院、贫苦儿童收容所、医院等等，他们都乐得捐献，因此澳门的救济事业也颇具成绩”。
仁慈堂、医院、同善堂“三大团体，年中赠医施药，施棺施粥，种种善事，不胜枚举，其他中西慈善机关，比较小型者难以指数”在空间狭促无法改变的前提下，澳门当局设想降低人口密度、拓宽老旧街道等公共环境改善，入民国后又大力推广防疫知识，强化卫生宣传教育，注意将卫生同公德联系起来卫生课程。
通过*府公报、本地报纸、公告栏三种方式广而告之，务使民众“当该症未发生之前先事预防，自胜于病已发生然后医治”。如春季种痘时节，当局在《澳门宪报》中说“既种之后，平安无事，即可永免天花传染之患，洵属卫生之善法也”。
《澳门自治规约》关于“种痘及传染病”规定：“凡本澳官员认定人民应当种痘时，各人须一律种痘，已种者毋须再种，如违罚银五元；附款：凡未成年人之违背本条规定者，归父母或监护人负责；
凡卫生官厅按照上条规定，认为应施行种痘，应通知公局，布告人民遵照；凡希图避免种痘者，或希图避免再种者，一律施以强迫种痘，并罚款示惩。”再次，防疫治疫与区域协同联动，注重人员流动与区域环境，推进跨地域医疗协作互济。
澳门与同处华南的香港、广东等地的人员、物资流动频繁，造成各地疫症防治既有差异亦有联动，亦增加防控的难度。关于涉及埠外事宜，澳葡当局及时通报跟进，争取区域*府之间的协同合作。
如１９１８年初，香港发现脑膜炎症数宗，官医局不仅随即对外公布预防、诊疗方案，要求外埠到澳之人注意防护，可免费领取灭臭药。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３日，澳门卫生专理局布告，嗣后凡由澳门赴香港者须携带澳门卫生局所发霍乱症注射证书，且证书上附有本人相片和卫生局正式印章，证书有效期六个月。
珠三角地区人烟稠密，民国时人已从科学意义上以“面积最小人口最稠之一区域”概述珠江三角洲，且“珠江三角洲附近番禺、南海、三水、东莞、宝安、顺德、中山、台山、新会、开平、恩平、高明、鹤山十三县合计面积八千方里，约占全省面积十分之一，人口一千三百万，约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一强，人口密度每方里达一千五百”。
而这些县多位于澳门上游，成为澳门外来商贸、旅行人口的主要来源。据统计，民国时期每年仅从内地专到澳门*博的，至少有十四万人，增加了疫情防控的难度。
民国时期，粤港澳曾开展多次突发事件下的医疗互济与联动。粤港澳相对完备的医疗条件自然成为各地疫情防治的核心因素，而跨地域的联系和互动既是每个地方防疫体系的延伸，也是抗疫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１９４６年初，为设法消灭港澳间疟疾，医生专理局委派郭景升前往香港联络港方医界，港英当局遣派医官、药剂师回访观察决定派出一架飞机在澳门上空撒放ＤＤＴ消疟药剂。
为防止霍乱流入，卫生部门分送香港等地公文，声明各地居民入境须提供注射防疫针证明，否则将被禁止入境。在民间，医疗资源互通时有所见，对澳医疗支持尤为突出，最为典型的是广州名中医卢佐文兼任同善堂医席，一些医疗资源三地互通有无。
如黎启康牛痘苗自称经过南京国民*府内*部卫生署、香港卫生局化验注册，分别于澳门水坑尾街黎启康医务所、广州市一德中路黎启康牛痘苗行、香港文咸东街唐拾义大药房发行，各大药房均有代售。
沈天生特制荷花油号称统治内外疾病、疴症、霍乱疫症，由港澳保血蚊香公司经理，各药房均有代售。